红包记忆
按照传统，农历春节，长辈要给晚辈派红包，也称作压岁钱。如今那么多传统都没了，红包却与时俱进，发展出花样百出的新形式。只是现在很少提“压岁钱”这个词了，都叫红包。大概是因为祛邪压岁、祝福好运的原意已经淡化，给钱才是重点。
不过，还是个孩子时，我就没那么喜欢春节红包。
红包袋子是正红或暗红的长方形纸口袋，正面往往印着金色图样，多数是光面的，少数摸起来有暗纹，磨砂质感，就显得更高级点儿。红包袋薄薄的，装进一两张百元大钞，也还是平整的，薄薄的。
更小一点时，拿到红包特高兴。我们家亲戚多，一边走亲戚，一边一百两百地在心里艰难地加算着钱，一圈走下来，总数就达到了对我来说的“天文数字”。回到家，我把红包里的钱一一掏出来叠成沓，清点数目，再挑选最结实好看的一只红包袋，把整沓钱装进去。看着厚厚的钱把纸袋撑得鼓起来，我心满意足。
稍长大到七八岁左右，留意到的事儿就多了。我发现每收一个红包，妈妈都得向我询问数额，再准备相同的数目，装进备好的红纸袋里，送给对方家孩子。送出的红包袋往往就是从我收到的纸袋里挑出的崭新平整的，钱的数额多了失礼，少了抠门，都大不合适，总体得保持收支平衡。如果我们家是上门拜年先送红包的一方，登门前，妈妈就要和同门的姑姑、阿姨们商量好一致的钱数，比别家多了或者少了，也不合适。
原来一个红包包含的，远不止长辈对小孩“快快长大”的期盼和爱啊，还有更多的，家庭内外、亲疏远近的繁琐讲究。
懂了这些，再拿红包时便也觉得兴致索然了。
有一年春节，一个陌生的叔叔上门拜年。他很客气，脱了鞋才频频欠着身进门。他坐一半沙发，双手放在膝上，爸爸把斟满的茶杯摆到他面前的茶几上，他连忙抬起屁股倾伸探出一只手，护了一下杯子，嘴里连连道谢。
只坐了一会儿，他就要走了。我们把他送到门口，妈妈捅捅我的背，我会意，说道：“叔叔再见。”没想到他突然走近，抓起我的手，“啪”地拍上一个红包，迅速推开。
这显然是个大包，里头的纸币厚厚地把红包袋子撑鼓，我能感到手上重量实在。我掂着它，愣了一秒，本能地把红包推回去。“谢谢叔叔……真的不用……”，我因窘迫而语塞，来来回回懦嗫着这两句。握红包的手立刻被挡回来，我再推过去，又被重重挡回。他侧过身作势要走，一边抵着我的手，一边显露出难办的神色，蹙眉眯眼冲我扬几下下巴，“哎呀哎呀拿着拿着”。我后背热出了汗，扭头看着爸妈求助。
妈妈赶快上前，“真不是客气真不是客气，小孩子不能拿这么多钱”，然后两人又像对练太极推手那样推让一阵，僵持不下。
爸爸就出手了，上前拿过红包，掏出里头整沓的钱递过去，握着红包袋子说：“这样，钱你拿回去，红包拿了，心意收下了。”
一锤定音！
后来，每年过年，总会来这样几个叔叔阿姨。他们来了，爸爸照例客客气气地把人迎进门，招呼客人不必换鞋，然后摆好茶盘，烧水沏茶。爸爸礼数周到，但显得比平日更沉稳严肃。
我年纪不大，已经模模糊糊明白不少事儿了。爸爸在工作单位算个领导。上门拜年的叔叔阿姨，有的大概真是我爸的朋友，有的应该是我爸的同事，有的人可能有求于他，还有的可能既有这层身份，又有那层身份。至于那些红包，有的冲情谊，有的冲关系，有的冲我爸手里的一点儿权力，还有的大概都冲那么点儿。我隐约明白，但分辨不清。人际复杂，我懒得想。反正，这钱是不能收的。
只是小时候我总也想不通，为什么每到春节，我就一次又一次被拉进这样尴尬的戏码里。新春佳节，那些意图复杂的红包便给得理直气壮——这钱是给孩子的。
红包总是来得出其不意，毫无征兆地就突然砸过来。有的人会直接往我兜里一塞，然后扭头就走；有的人会教唆：“别听你爸的，拿着”；有人会在我一阵推辞时煞有介事地摆出怒容。推让一番好像也是必要的礼节，爸爸总要等到情势僵持，才使出“红包留下钱带走”的绝杀技。
我窘迫难堪，又不得不配合。春节长假里，我总是不得不经受这么几次难熬的、煞有介事的推让时刻，年复一年，直到我终于长大，过了能拿红包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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