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走过许多桥，梦只到湘西
一直到苍老，他始终用文字怀念。
大家了解沈从文，都是从他和张兆和的浪漫爱情开始。而这个喝过许多酒，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的男人，除了大家最熟悉的《边城》到底还写过怎样的故事呢。
他的文字，属于远离政治，远离斗争的京派文学。
上世纪20年代，现代文坛呈现三足鼎立，基本形成了稳定的发展状态。一是以茅盾等作家为代表的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左翼文学，一是以张资平、叶灵凤等作家为代表的适应市场需求、迎合读者口味、让文学“下海”的海派文学，一是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远离政治、阶级斗争的“京派”文学。
作为“京派”小说的代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无不切实表现了其远离政治，消解阶级斗争，已独特的文化视角进行社会批判的艺术特征。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一切都引入文中，有高高的吊脚楼，有辛苦的水手，有流淌的辰河两岸，有卖身的妓女……这是一幅幅生动的花卷，倾诉着沈从文对古老湘西的理想、完美世界的不懈追求。
泛神论的虔诚者，他写下最具神性的小说。他写过童养媳，写过水手，写过妓女，可是他最纯净，最清新，最美好。
看过许多云，却只爱过你。
作为“泛神论”的虔诚者，沈从文笔下的文字都流露着“美”“神”“爱”的统一。《月下小景》中，因不满传统的与第一个男子恋爱而要与第二个男子结婚的婚姻方式，而不断尝试打破，又在不能自禁中发生两性关系而陷入困惑，最终双双服毒而死；《龙朱》里，男主人公威武雄壮的像头狮子，温柔细腻的像只绵羊，爱的刚烈反倒使彼此爱情酿成悲剧；《媚金•豹子•与那羊》主人公与美女媚金约会，却因一只辟邪的羊发生误会，而拔刀自尽。这些浪漫的传奇故事，都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最高追求，这种理想又完美的人生形式，其制高点则是“神性”的表现。
沈从文的小说，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的特有湘西人物形象，从而构成了其理想与现实，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他的作品，都是其理想人生形态的幻化表现。《萧萧》女主人公是一个童养媳，她没有被赶出家门，而是抱着私生子娶进了家门，在几年后，又一个“萧萧”似的童养媳正在出现。《丈夫》中，为满足家庭的生计，丈夫让妻子来到城里的吊脚楼里做妓女，每个月丈夫都来取钱，而对吊脚楼里的妻子不屑一顾。
当丈夫与一个女子聊天时，才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丈夫，失去了该有的尊严与脸面。而在《柏子》里，水手们日夜操劳，挣得钱都来嫖娼，他们喜欢吊脚楼里的女人，从来没有考虑过以后的生计，在眼前的就是自己想要的快活。这些都是沈从文笔下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人民，他们没有勾心斗角，没有阶级斗争，各自为自己的生活忙碌着，且不谈其生活方式与追求的滑稽和可笑。显然，沈从文并没有对他们表现出厌恶之感，反而歌颂其原始的自然美，人性美。这是沈从文印象里理想的人性呕歌与赞颂。
在支持迅猛发展的时代，他最早提出了对都市的诟病。
对乡村世界进行赞美的同时，也对都市的诟病提出了讽刺与质疑。《都市一妇人》中的女主人公，为了挽留身边的丈夫，忍心搁下军官的眼睛，显然沈从文对这种都市人复杂的人格进行了讽刺。沈从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都市文明。《八骏图》的出现，更是对都市知识分子的“文明人”辛辣嘲讽，穷形毕露。
主人公达士先生，喜欢窥探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性爱生活，他身边的七位教授同样如此。他与未婚妻的通信中，对妻子指出他们身上的缺陷和人格的变态。而最后，他却谎言未婚妻，延迟回家。沈从文在描写都市人时，其态度明显是厌恶反感的。他从人性的欠缺和弱点出发，揭示了广泛的文化现象：自以为知识分子在现代文明入侵后，在性的或隐或显的刺激下，同下层人一样，表现出不能抵制的怪圈。都市人反倒不如前者，前者返璞归真，而都市人却在“现代文明”的脖颈下自缚，压制自己，陷入更不文明的怪圈。沈从文所追求的是自然、和谐、健康、完美的生活方式，抵制的是某种文明的倒退，甚至出现的“阉寺”现象，反对都市人的“文明病”“城市病”“知识病”。
他写下都是对理想世界的寻找和重构。
对理想世界的重构，对人性的呕歌与赞美，对和谐、自然生命形式的的向往，是沈从文作品的内在追求。《边城》是一幅人性美，人情美，自然美的风俗画。翠翠是自然孕育的精灵，是“爱”与“美”的化身。她的人性通过她的爱情悲剧而展现的。她喜欢天保，却误打误撞被傩送求婚，在求婚失败后，傩送出走，死在海里的风浪里。
在向天保表露心思时，天保却因对哥哥的愧疚远走，留下了翠翠自己。“或许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或许他明天就回来”，文中深邃的结尾引发人们的深思。爷爷是“善”与“美”的化身。五十几年的恪尽职守，奔波在河边两岸，从不懈怠，对孙女儿的疼爱，对他人的友好，更是其至善的表现。按照苗族传统，要用对歌的方式寻找婆家，而在不了解情况下，打错“鸳鸯谱”，而后又去找船总顺顺，又被其误会，最终死在了回来的暴风雨里。
《边城》体现出一种偶然与必然的不可选择性，无论是傩送和爷爷的死，还是天保的出走，都是一切的误会，传达着“谁都没有错”的理想世界。翠翠在失去一切后，并没有向她母亲一样殉情，而是选择坚强的活着，其实她也开始踏上了她母亲一样的道路。《长河》里的夭夭，是同翠翠一样的精灵，单纯，可爱，纯洁，美丽。而又与翠翠不同的是，她身上有强烈的时代感，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这一形象的出现，则是沈从文对理想追求的更进一步。
沈从文被称为“文体作家”，其文称为“文化小说”、“诗小说”、“抒情小说”，他对文体进行了新的开创。这里是指其文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指向、深层的文化意味、独特的民俗风情，它不强调情节和人物，而更注重叙述主体情感和情绪的变化；沈从文在强调人生体验的感情投射的同时，加入了纯情人物的设置、抒情主人公的确立、自然风情的描绘与人事的调和。无论在《八骏图》里对七位教授的色彩描写，还是在《柏子》《边城》里的环境描写，都是其“文化小说”的自我尝试。他用水一样的的抒情笔调，通过暗示，描摹，象征的手法，制造了现实与理想交织图。
沈从文的文章结构连贯整齐，对语言的探索更是独树一帜。他的语言没有粉饰，没有夸张，长句精确，曲折富有韧性，短句精炼，活泛有灵气。同时善用白描手法，进行心理刻画，鞭辟入里，达到赞美与讽刺的目的意图。
沈从文的文章又表现出强烈的本族性和本土性。他后期的文章，更多的对湘西人民的生活形态给予关注，关心的他们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他文中涉及湘西本土的风俗习惯，特有的文化现象，都是其本土性和本族性的表现。
他的散文，却是他文学理想的寂寞。
沈从文在散文领域的创造远不如小说，是他文学理想的寂寞。《湘西》和《湘西散记》是他多年后重回湘西所写的文字。它将湘西的生活方式一一传送，比小说更集中，而且有更明显的、直接的历史感受力，有更多的感慨和议论。他看到了绒线铺的女孩在纺织，想起了多年前女孩的母亲纺织的画面。正如他自己所说：“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这里的人们就是这么活着。为了生计，为了儿女，继续的这么努力。”
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不懈追求，对文明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传统美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人类“不可知命运”的忧患意识，对“重造文明”的不断探索则是沈从文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内涵，而主张文化改造人性，、改造生命、改造民族则是他的人性立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以其独特的风味，是文学宝库的重要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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