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5年,她坐火车去兰州领结婚证。
她请的是婚假,临来,兴冲冲在单位开了结婚证明。
男朋友复姓司马,是同系统的同事,学习时认识,和她一见钟情。
说好了,领完证,她就从徐州调到兰州,她原是铁路医院的护士,为了结婚,换个岗位,换个工种,也心甘情愿。
司马把她从火车站接回。
车马劳顿,她并不嫌累,一进门,便甩着辫子,打开行李,一样一样往外摆:大红喜字剪了若干对,红绿缎子被面是谁谁谁送的礼,攒了好久买了一块表,婚礼那天,新郎正好戴……街坊邻里都倚在窗口往里看,司马和她相视而笑,一开门,好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摔了趔趄。
没想到,卡在司马领导那儿。
领导迟迟不开证明,两人就没法领结婚证。眼看着一天天过去,司马去问,领导递给他外调的档案,他脑子“轰”的一下, 未婚妻王丹的叔父,在东北做过军阀,是张作霖的把兄弟。
证明?不能开。
领导态度坚决。理由是:“这是严重的政见问题,而你,一个重点培养对象,还要不要前途?”
司马说了又说,领导不为所动,他打算缓一缓,再去做工作,可她的归期已近。“红男绿女”,她笑着说,打包背走了绿被子,留下了红被子。
喜字贴在窗上,虽然没有婚礼;墙是新刷的,白;水瓶、痰盂,一水儿红;司马在家里转了几转,眼见留她不住,便往她的包里装喜糖,“回去散”。
家里人都以为他们领了结婚证。
他们也以为只是时间问题。
可下一个假期,下下个假期,她去了又去,都没等到那一纸证明,再下个假期,她没买车票,没去兰州,在黑夜里蒙着被子闷声哭,被母亲发现;了解完缘由,母亲也哭了,“丹啊,算了吧。”
算了吧。
好在她年轻、漂亮,换个地方还能重头再来。她去了西安,经人介绍,遇到后来的丈夫。做了断的信寄向兰州,司马没回信,隔几天,人出现在徐州、她家门口,司马对她母亲喃喃:他已经调动工作,新单位开证明的是他哥们,“只要再等等,我们就能领证……”
几十年间,他们只见过一次面。
那是本系统的劳模表彰大会,他在,她也在。
都是中年人了,坐在同一排,一如多年前,一起学习时。他想和她说说话,但中间隔着几个人;她上台领奖,齐耳短发,神采奕奕,他在下面看着她,想起从前她跑到兰州只为和他领结婚证,她弯着腰从大包里掏喜字、掏被面,辫子甩啊甩……而那时一开门摔趔趄的孩子们也到了婚娶的年纪。
还有一次,他们擦肩而过。
这时,他也调到了西安,做了被服厂的厂长。来领被服的各单位名单中,他发现医院的代表是“王丹”,便特地打扮了下,剪头发,刮胡子,换衬衫,等了一天,也不见她的身影——她后来说,听说主管此事的人是他,特地找人换的班,“已然如此,何必再见?”
1995年,他们终于领了结婚证,成为小圈子里轰动一时的新闻。
他辗转得知她的老伴去世,便寻到她家。开门时,两人都有些错愕,头发都白了,只有轮廓还在,依稀旧情在。
落座,相对,他搓搓手。
他后来娶了远房表妹,有一儿一女,已相继成家。表妹因肺癌撒手人寰,这几年,一个人的苦,他清楚。
“我还能陪你十年。”他本意是去安慰她,谁知见面就变成求婚,而此刻,她沉默,沉默因为没有理由拒绝,她只踌躇和难以言说的羞惭:“我老了……”
他们用了些时间说服子女、做决定;一旦决定,第二天,就去了民政局,近四十年没说过一句话,心意却出奇一致:“怕夜长梦多,当年就差这张证。”
他是带着结婚证走的。
生命最后的十年,他和她在一起。
快不行时,他让她的女儿把她接回老家,那段日子,他们书信往来,又回到当初异地恋时。她的外孙是信使,收到信,便跑去医院,取笑躺在病塌上的他:“司马姥爷,你的情书来了。”
她的外孙最后代表她,参加了司马的葬礼。
他带来花圈,花圈上贴着姥姥亲笔写的挽联,落款“老妻”。
在场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故事,唏嘘间,看她的外孙拿出结婚证——王丹和司马的结婚证,遗体告别时,这对结婚证被塞到司马的衬衫口袋里,她的外孙表示:“姥姥说,当年就差这张证”。
2015年,在家宴上,堂妹和我提起这件事。
堂妹夫即是她的外孙,清明节将至,他们要送姥姥去给两个姥爷上坟。
我追根问底,问出当年结婚证的事,她也在席间。
“姥姥,我能写写你吗?”我问。
她只剩稀疏白发,满额沟壑,已经听不太清。听不清周围人传说的关于她和他的,命运、造化、缘分的事。一个过程中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辜负任何人,迟到,却近乎圆满的爱情故事。
“她会哭的。”她的孩子们点着头,却异口同声说。
文:林特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