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滨

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差不过有5集专门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那些往事。有些网友说，参加高考乃每个年轻人天经地义之权利，凭什么就为这事往邓小平脸上贴金？ 还有些网友认为那是华国锋的功劳，跟邓小平有何干系？ 先撇开这些争议不谈，我可以告诉大家，有很多人这一次是流着眼泪看《邓》剧中关于恢复高考的那几集的。 为什么流泪？ 因为《邓》剧中说的很多事情，确实就是这些人当年的亲身经历。 当年很多“知青”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辈子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了。 是高考给那些人提供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命运转折的机会。 是高考让那些人脱离了社会的最底层。 是高考让那些人成了后来国家建设的栋梁。 也是高考给了那些人一次自由思想的机会，最后终于明白了以前无法明白的许多大事。 那些人之中，也包括我。 我来说说当年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经历吧。

我既不属于“老三届”，也不是77级的应届毕业生，但我却和“老三届”那样，有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经历。 我中学毕业时，文革已近尾声了。 那几年城市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必须“上山下乡”，但谁家都怕，都拼命躲避。 家里有门路的就走后门把孩子送去参军。 没门路参军的就装病，例如说身患“肝炎”、“肾炎”等病。 由于装病的太多，上面就用体检的办法打假。 得“肾炎”的要验尿。 被验尿者接尿时用针头把手指刺破，滴几滴血到瓶子里，制造“血尿”。 其实检验人员完全可以识破这些小把戏，但他们觉得那些孩子可怜，就佯装不知，让那些孩子蒙混过关，留在了城里。

俺毕业时想参军，爹娘不同意：“俺们都是军队里出来的，你这没出息的小子，你到底说说军队里有啥好？” 当时我如果装病留城，门路也是现成的，都不要请客送礼就可以办成。 但留到城里的全都是分配到街道工厂，跟那些老大妈、老大爷们在一起糊纸盒、织线袜什么的，我想到那种工作就恶心。 于是我心一横，头脑一热，“好儿男志在四方”，也没跟爹妈商量，写了一份“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的申请书递上去。 没过两个小时，学校就敲锣打鼓把一张大红喜报贴到了俺爹的单位，好阴毒啊。 怕俺反悔，使用这怪招。 俺不反悔，两个星期后就直奔“广阔天地”了。

我这毛粉下乡后才知“广阔天地”是多么黑暗，跟毛主席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们简直就是鱼肉乡民的流氓土匪恶霸，农村依然是一个封建社会。 有很多知青已经插队七、八年了，累死累活还是没有回城的希望。 但某些县官的子女来乡下挂个名，人影都没有，一年后就回城当工人了。 那时候学大寨就是瞎折腾。 为了把别的县比下去，县委几个领导找张地图随便划条线，几十万农民就要去水利工地上苦战一个冬天，各个生产队的一点积蓄就在这工地上耗费一空。 最后挖出一条废河，白白侵占了几万亩良田，浪费了几十万民工的血汗。 俺家除了俺爹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俺有农民基因。 头一年下来俺就成了个大力士。 冬天挖河俺是掌大锹的。 俺一锹挖下的河泥至少有60斤重。 三大锹河泥堆满一筐，两个丫头抬的摇摇晃晃的，眼里直冒金星。 后来知道那都是白干。

打73年开始，高校招生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恢复了，但那是“工农兵大学生”。 据说头一年的工农兵学员还是马马虎虎“凭表现录取”的，后来就全是走后门了。 能够上大学的大多是干部的亲属，或者花了大本钱送礼的主。 我们公社书记姓万，他去一次上海，回来的列车上，知青家属送给他的礼品堆满了半个车厢。 有的女知青没钱送礼，不少革命干部就乘人之危，硬是把一个个女知青变成了供自己泄欲的小妾。 当年这种事情多如牛毛。 《邓》剧中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些事情，令人遗憾。 

俺那个村子种植了不少棉花，最头疼的是防治棉铃虫。 那要使用剧毒农药，如1059、1605什么的。 由于用药量太大（加大量水稀释），耗时费力，经常有人打着打着就中毒倒下，还有被毒死的。 我怕死，就琢磨起不被毒死的法子。 有一天看到一个农业杂志上说国外使用原液不稀释直接喷洒，但要把原液变形细小微粒喷洒出去才行。 俺照葫芦画瓢琢磨出来一个山寨机，一试验效果不错，十几亩棉田只要一个人花个把小时就搞定了，还没等到中毒就结束了工作，既快又省力，还少死人，农民们乐坏了。 俺可惨了，这么一折腾，俺回城基本没门了。 有时候俺想，反正俺祖祖辈辈也都是农民，大不了俺在当地娶个农民媳妇，生个娃儿，照样过小日子。

邻村的生产队长家的闺女长的很俊俏，细皮嫩肉的，比城里的很多姑娘还水灵，还会写诗，善感多愁。 有一次县林业局长来视察，一眼就看上了那姑娘，几天后就托人来提亲，要那姑娘嫁给自己的儿子，许诺城市户口。 他那儿子既矮又丑还尖瘦，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那种类型，一副武大郎的窝囊相。 那姑娘哭死哭活不愿意。 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后来还是从了。 解放了很多年，农村还是暗无天日啊。

那时的各级干部都变着法子瞎折腾，自己白天睡觉、喝酒，然后半夜两点钟就用高音喇叭把农民叫醒，下地干活，做给上面看，美其名曰“学大寨”。 人人都累的精疲力尽，但亩产还是那么一点，根本就别想过上好日子。 俺看明白了，俺要是在农村呆下去，这辈子就完了。 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看那是大有狗屁！ 毛主席啊，你TMD 真是昏君一个！ 城里叫你搞的破破烂烂，乡下叫你弄的一塌糊涂，你折腾个什么劲啊你。 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干部们想对老百姓咋使坏就咋使坏。 所谓的“继续革命”，就是继续没完没了地穷折腾。 毛主席，你老人家也活够了，快去死吧！

那年秋天毛主席真的死了，我很高兴。 看着那些在田里嚎啕大哭的村妇，看着公社追悼大会上那一幅幅悲痛的面孔，我心里阵阵喜悦，但脸上还要装出一副万分悲痛的样子来。我心想，这狗屁世道也该变了！

不久我就在偷听敌台时得知毛主席他媳妇等人被抓那件事，俺乐坏了。 这下子真的要变天了。

一转眼到了1977年夏季，大学招生又要开始了。 所谓的招生，就是下面“推荐”，上面“批准”。 这里面的猫腻，都是半公开的了。 家里有人在上面，这都好办。 家里要是没人在上面，就要能够狠下心来送大礼。 女知青没办法，就只好拿自己的身体送礼。 到了1977年，送礼、陪睡这两招都不管用了，因为干部们应付不过来，名额实在有限。 看着俺爹妈低三下四地一次次为那些比他们级别低不知多少的公社干部们陪笑脸，把一包包礼物送过去，求他们推荐俺上大学，俺恨不得一刀杀了那些狗官。

虽然俺由于劳动积极，被评上了县劳动模范，虽然俺因为山寨原液喷洒农药机器那件事被地区竖为上山下乡典型，广播里面好几次报道俺所谓的“先进事迹”，虽然俺也是公社团委委员，公社里面也时不时调我去做点杂事，虽然俺已经完全够格回城了，再加上俺爹娘也没有少送礼，但托人一打听，那一年的公社的内定推荐名单里面根本没有俺。 我日你妈这狗屁世道！ 我操你祖宗这走后门歪风！ 这还让不让人活啊！

不过仔细想一想，俺也不亏。 比俺插队落户早的老知青大有人在，人家都插队七、八年了，劳动比我更积极的也是大有人在，人家家里送的礼恐怕比俺家多不知多少倍，可是人家不还是没有机会回城吗？ 至于那些被逼脱裤子陪睡的女知青，谁又知道她们的辛酸？ 她们又有几个真的用身体换来了前程？ 但真正可怜的还是那些一贫如洗的农民啊，他们一辈子有什么指望？

 正在俺一筹莫展，借酒浇愁，破罐子破摔的时候，上面突然来了个通知，说今年的大学招生推迟进行，要各地等待上级的文件，按照新的办法进行大学招生。 这一下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上面会有什么新的精神？  会不会还是基层推荐，上面批准这样的老办法？

俺托人打听内幕，其实那些干部什么也不知道，但个个还都是信心十足地以为还会按照老办法，最多加上“个人报名”这一条，然后就是基层推荐，上级批准。 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这是毛主席定下的，谁敢改？

九月份，大学开学的时候到了，新的文件还没有下来，全国连一个大学生也没有招。 过了一个月，一个惊天的消息传来：恢复高考，择优录取，大学招生不再实行推荐和批准那种办法了！ 毛主席定下的大学招生办法，被彻底改变了！  这么一改，就改回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老办法。 这么一改，咱的机会就来了。 这么一改，谁都不用再给那些干部们送礼了，那些长的水灵的女知青们也不再用陪睡了！ 这么一改，俺不再一筹莫展了！

恢复高考，择优录取，所有想上大学的不再拼爹，拼关系，拼送礼，拼陪睡了，而是拼真本事。 得人心啊！ 俺当时并不知道这是邓大人运筹帷幄的结果，甚至还有点怀疑这会不会是假的，搞了半天是假考试，到头来还是要凭关系录取。 但无论如何俺决心已定：拼一次！ 输了，那是俺自个儿没本事。 赢了，俺就赚翻了。 拼它娘的！

那一年的考试日期好像是12月下旬的某几天，但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10月了，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考试，俺行吗？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犯下各种错误。 有的人犯错误不多，一生一帆风顺。 有的人错误不断，一生坎坷。 我就是那种一生错误不断的傻冒。 但是我在一生最关键的几件事上却幸运地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也许这就让我避免了许多不幸或灾难。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就是参加1977年高考。

正如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描写的那样，虽然“四人帮”在1976年就被粉碎了，但那后来的几年中极左路线的影响还在(也许今天还在)，人们还是心有余悸，害怕“四人帮”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反攻倒算。 中国那几十年翻来覆去的政治风云，确实让很多人后怕。

那一年我虽然义无反顾决定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但脑子里还一直挥不去张铁生的阴影。 万一极左路线回来，那可就惨了。 那一年公社的“五七”办公室正式宣布了中央高考改革的文件后，公社的知青们一窝蜂回城参加高考复习去了，但我还是不敢走，每天仍然若无其事地和贫下中农们一起劳动，坚守在生产第一线。 就跟《邓》剧中那个农场场长那样，许多革命干部仍然把持着知青生杀予夺的大权，俺还要悠着点。 所以我白天作出对高考并不积极的样子，但一到晚上我就打开中学课本开始拼命复习功课。

那个时候有少数知青和我一样留在农村复习准备高考。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过的那位曾经和我在一起整党整团的小唐，还有一个酒肉朋友小赵，咱们三人结成了一个复习小组。 我扛去了一袋面粉，小唐弄来一大包粉条，小赵买了两条香烟，每天夜里咱们仨就在小赵那里复习。 先是各自看书，然后每个人和大家讲解看书的内容，咱们互相提问，然后解题、互相抽查。 困了，就抽根烟解困。 饿了，就用小赵的煤油炉下几碗面疙瘩充饥。 要是哪天大家太累了，还会煮一锅粉条汤，汤里放点老姜、酱油、麻油、红椒、大葱什么的，热乎乎地喝下去，立刻打起了精神，继续复习。 等到三个人实在熬不住的时候，天已是黎明，外面的鸡叫声传来，我们就倒头睡在桌旁。 一觉醒来生产队长已在外面吆喝大家下地干活，我们仨揉一揉浮肿的眼眶，赶紧起身，大步跑回各自的生产队，下农田干活，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虽然每天都累的精疲力尽，但仍然顽强地坚持着，因为心中充满了希望。 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就是最关键的一搏。

关于恢复高考究竟是谁的功劳，也许还有一些争议。 但我能够在文革那个动乱年代中学一点东西，那确实要感谢邓小平。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全国中学出现了一股良好的学风，我的中学开始走正规，老师们除了教学生读毛主席的书外，也教学生数理化，甚至英文。 那一段时间，我确实学了不少知识。 那个学风后来被张铁生事件搅黄了，中学生们又开始放羊。 不过正是因为我学过的那点知识，我在复习准备高考时还不觉得十分吃力。

《邓》剧中多次提到“老三届”知青。 我认识的其中一位上海知青，初中毕业就插队落户，因为家庭出身问题，8年来一直没有任何上抽的机会。 尽管他个人表现很好，那还是没有用，政审这一关他历来是通不过的。 这一次他也报名参加高考。 虽然他只读了初中，但他的知识基础比我们大家都要好。 而且他在插队落户的岁月中自学了英语等课程，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拔尖的。 我暗暗替他鼓把劲，希望这一次他能够成功！

小赵那个生产大队还有一个女知青和我们一样留在在乡下复习，她叫冷Hong。 那女孩大大圆圆的眼睛，高高的个头，皮肤晒的黑里透红，说话轻声细语的。 她老爸是军分区司令，但她一点也不娇气，也没有霸气。 好几个早晨看到她肩抗农具下田干活，顺便问她一句：“复习的咋样了？” 她的回答总是“还着早呢，你呢？” “我也差老远呢，加油！”我鼓励她。 她也回答“加油！”

“加油”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最强音。 无论是当年参加高考，还是后来在大学里为中国女排喝彩，或是大学毕业后参加国家建设，我们都喊出发自肺腑的这两个字：加油！

同学们加油，运动员加油，中国加油！ 那就是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个多月后高考开始了。 记得那一天公社出动了好多辆拖拉机，把我们公社参加高考的几百名考生拉到县城的考场。 那是县城的一个中学，考场外面站满了人群，都是考生的家长或家属，人们的神情都很严肃。 那个阵势与其说是隆重倒不如说是悲壮。 对于许多考生来说，这也许是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高考的机会了。 对于所有的考生来说，这都是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那天上考场的，既有“老三届”的大哥大、大姐大，也有刚插队一年的小弟弟小妹妹，几乎跨越两代人。 也许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特有的一个奇观。 打那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场面了。 

我按照准考证上面的教室号码找到教室，排队进入考场。 就在我快要进入教室的那一刹那间，我在考场外黑压压的人群中看到了特地赶来的我老爸，老爸也看到了我。 由于相隔太远没法说几句话，但能看到老爸殷切的眼光。 我朝老爸招了招手，一转头进入了考场。 从此，我的命运转变了。

考试结束后我回到了村里。 那年的冬季挖河工程又开始了，我当天就坐上生产队的马车，奔赴挖河工程，继续抡起大锹，和几万民工一起奋战在水利工地上。

几天后，地区科委和县科委来了两个人，开辆吉普车跑到挖河工地上找到我，要我给他们看看我搞的那个原液喷洒农药的玩意儿。 我照实说那是俺照葫芦画瓢，按照一个杂志上的一个国外产品瞎鼓捣的玩意儿，不是发明。 他们说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促进农业生产的，都算是科技成果。 他们说准备推荐我参加省科学大会，然后争取去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我说我整的那玩意儿没有进行过任何鉴定，俺哪好意思去科学大会啊。 他们说参加科学大会的是人，不是产品，不需要鉴定，上面说行就行。 我不想出那个风头，怕那件事耽误我上大学，极力推脱。 他们叫我静候通知。

又过了十几天，公社的有线广播里突然发出了一则通知： 以下同学明日请去公社领取体检登记表。 然后就是一长串的名字。  我没有听到那个通知，是村里老乡告诉我的，他们说我的名字在那个名单上。

我考上了！

不但我考上了，小唐也考上了，还有那位老三届上海知青，以及冷Hong，咱们都考上了！！！

去县城体检回来那天，俺从城里买了一条香烟，分给村里老乡们。

1978年一月下旬的某一天，我挨家挨户和全村每家乡亲告别后，生产队专门安排了一驾胶轮马车，用两匹大马拉车，把我一路送到火车站。 路旁的柳树已经发出嫩芽，蔚蓝的天空飘着白云。 我躺在马车上，看着蓝天白云下大片田野里青青的麦苗，看着路旁草屋的袅袅炊烟，看着一个个远去的村落，看着田野里耕作的农民，心中百感交集。 在这广阔天地经历过的那些苦，那些累，那些汗水，那些无奈，那些叹息，那些仇恨，那些愤怒，就跟过电影似的在脑海中一幕幕飘过。 这一切都过去了，新的里程就要开始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一幕，永远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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