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

六十年代的北京人，就算没住过大杂院，也一定和大杂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对大杂院最早的记忆是从姥姥家开始的，说到姥姥家难免要啰嗦几句。其实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都是我小时候从姥姥嘴里东一句，西一句听来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对隔代的故事是不耐烦听的，而现在想听她讲了，却已然是阴阳相隔，无从听起了。

姥姥生长在书香门第，毕业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能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姥姥上师范的时候和邓颖超同学，可那会儿不时兴同学会，姥姥毕业以后也从没跟她联系过。我记得我们之间还有过这样的对话。姥姥说：“你看，我跟邓颖超一块儿上学，我们的命运这么不同，就因为她革命了，我没革命。”我逗她：“那您当初怎么不革命呢？”她回答说：“我是‘解放脚（被裹过脚，后来又放开了）’，不方便啊。”我暗笑。我看过姥姥的脚，跟正常的脚也没什么区别，裹是裹过的，但当初她娘疼她，根本就没下狠手，再说，没过几个月就赶上好时候，给彻底解放了。于是我心说：得了吧您，别找辙了，您是没那觉悟！要真想革命，就是脚不解放，心也得先解放了不是？

姥姥毕业以后，当了多年小学教师，30岁的时候才嫁给我姥爷，那个年代就敢这么晚婚，真不知她怎么想的。姥爷文革之前就去世了，我对他没印象，只见过他的照片，很慈祥很英俊的样子。

解放前姥姥、姥爷住在北京，他们却在河北乡下拥有许多土地，靠收租过着富裕的生活。姥爷同时还在旧政府做个小官，相当于小科长吧，玩儿票而已。

我姥姥一共生了五个孩子，我妈妈是老四。老大老二小时候是过过好日子的。那时候，每年租户们按时上京来给姥爷交租，姥姥家住的是三进的跨院儿，家里雇着佣人，请着奶妈。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我姥爷喜欢城里的生活，懒得往乡下跑，好几年都不回乡一趟，一有租户来哭穷他还陪着人抹眼泪儿，几句话就免了人家租金。他自己不去收租，让租户们每年上京城给他送来，这事儿就搁现在也不靠谱儿啊。你想，这收租要是件容易的事，当初那黄世仁也就用不着兴师动众、大年三十的不好好在家过年，非跑人杨白劳家逼债逼出人命来不是？

果然，后来交租的人越来越少，他也懒得计较，收多少算多少。可人都是占便宜没够的，租户们看他仁慈，不但不来交租，干脆就鸠占鹊巢，明目张胆将土地占为己有了。姥姥家就这样慢慢败落了。先是从三进的跨院儿搬到了两进的，没几年又从两进搬进了普通的小四合院儿。到了解放前夕，乡下的土地已然化为乌有，只能靠典当家里的老家当过日子了。那时候大人好面子，自己不愿拿东西出去卖，我几个姨姨都会上典当铺，也都很精通鬼市上的交易。

有意思的是，也正因为没了土地，因祸得福，解放以后，我姥爷得以免遭沦为地主的厄运，而强占他土地的那几位当年的租户却戴上了地主的帽子，在运动中被整得很惨。福兮祸兮全是命，人生啊！

原本坏事变好事，加上解放前几年，我姥爷恰好又失了业——政府的小科长也没能混下去，如果一切就到这里，那真是皆大欢喜，解放后评定成分的时候，大概也就算个城市平民。可谁都没想到我姥爷他老人家又节外生枝整了一出……

话说我姥爷赋闲在家，靠典当度日，好生无聊，只出不进，又恐坐吃山空。此时北京城解放了，新政府给居民发下表格，让大家填表登记，那表格想必是我们习惯的那套吧：姓名别名曾用名，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社会经历什么的。

我姥爷居然以为是天赐良机：天无绝人之路啊，我这英雄终于要有用武之地了。既是新政府缺人才，那我还窝家里干嘛？我得把我这经历写好点儿，兴许还能被委以重任呢，以我这资历，再不济了，在新政府里混个一官半职总该可以吧？他老人家越想越激动，填表的时候居然灵机一动，把他当过小科长的经历就直接填成了处长。

这还了得！吹牛也没这么个吹法儿不是？您想，那是个改朝换代的敏感时期，但凡有点儿政治头脑的人，也知道避风头，谁像他非往那风口浪尖儿上冲，这不是自己把辫子（还是个吹牛吹出来的假辫子）往人家手里送吗？这能有个好儿吗？您一定猜出了故事的结局：我可怜的姥爷非但没能在新政府大展宏图，反而成了历次运动的靶子，吃了不少苦。说起来不幸中也有万幸，那就是姥爷文革前就病逝了，人死如灯灭，两眼一闭，才算是没人再来找麻烦了。他若是活到文革，还不知要多受多少罪呢。

有个道理值得玩味：生命纯乎个体行为，不会见风使舵，不能刻意迎合朝政的，往往是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者，在当时的帷幕下沦为笑柄。然而也正是这些不合时宜的人，让我们后人看到了人性的本色。

姥姥家的四合院从此也被政府收了去，还算是办事的人心慈手软吧，总算给他们留下了三间北房。我小时候去姥姥家的时候，她家就已经从一家一户的四合院变成了乱七八糟的大杂院。

那时候姥姥家只有我姥姥和舅舅两个人住，姨姨们早已成了家出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了。院子里新住进来的那两家都是铁杆儿的无产阶级，根儿红苗正，家里人多势力大。他们经常盛气凌人地教训我姥姥和舅舅。我小时候不懂事，有时跟邻居的小孩儿玩儿着玩儿着吵了嘴，姥姥总要带着我给人家赔礼道歉，不管我占不占理，我当时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现在想来那个年代很多话儿是要反着说的，比如“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这句话，就应该改为“在人屋檐下，低头是房东”。

在姥姥家的大杂院里，快乐的时候也是有的，姥姥在她家墙根儿下，开了一小块儿‘自留地’，她种的都是些皮实的花草，好养活，像喇叭花儿啊，“死不了（一种很皮实的花，属于给点儿阳光就灿烂那种）”什么的，那些花儿好像永远都开不败似的，给大杂院带来了一些生气。我们几个表兄妹来了，也拿这儿当试验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看着自己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每年的春节在姥姥家的饭桌上有我们全家聚会的盛宴。几个姨姨带领全家去姥姥家吃年夜饭。一进院门，姥姥做的黄焖肉、红烧鱼、油焖大虾香气扑鼻。妈妈和几个姨姨那时候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站在她们面前我常常感觉自己象丑小鸭一样难看。爸爸和几个姨父凑在一起聊得火热，我们几个表兄妹笑闹成一团。后来当我学“天伦之乐”这个词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就是姥姥家的春节。

春节的聚会的时候姥姥在院里走来走去，腰杆儿硬了不少，嗓门也大了许多。在大杂院生活，人丁兴旺是很重要的，何况姥姥的这些女儿女婿们，都在大学任教，个个知书达理，他们对院子里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慢慢就得到了院里那两户人家的尊重。我觉得虽然在那个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年代，其实人们的内心深处也还是尊重有知识的人的。

邻里关系好了，大杂院才能住出点滋味儿来，最方便的是缺油盐酱醋的时候，一转身就能借到。下雨家里没人的时候，邻居会帮你收晾在外面的衣服。搬个家具，全院的男人都出来搭把手。织件毛衣，全院的女人都帮你缠毛线。

我这说的都是大杂院好处，当然也有我最惧怕、最不能忍受的地方，就是上胡同里的公厕。那个地方真是……，想想还是不说了吧。总之，那种地方是很摧残人的神经的。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做公厕的噩梦，醒来总是一身的冷汗。

后来落实房产政策，我们希望能收回姥姥家的四合院，然而到现在也只收回了一部分，它现在依然还是个大杂院。我舅舅继承了这点祖业，我们多希望他一家人能住回那栋老宅四合院里去，姥姥已经不在了，可是姨姨、姨父们都还健在，我们一家人多想再在那里团聚一次啊！那个在谢家胡同的小四合院，有着我们表兄妹们童年的记忆，有着对姥姥亲切的回忆。可如今却因为院里住着别家，舅舅只好自己住公寓，把那几间收回的房子出租给别人。

我想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像一股股巨浪，而我们只是巨浪中的小泥点儿，左右不了什么，随波逐流地活下来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尽管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尽管很多时候对生命无奈，但这毕竟就是人生的过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垂不朽，四合院也好，大杂院也好。

西河沿、琉璃厂一带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家从北外大院搬到南新华街15号外院附校宿舍之后，我和妹妹就近上了南新华街小学（在北外的童年生活。我的小学同学们大多住在西河沿及琉璃厂一带的胡同里，清一色的灰砖大杂院。那时我家住的是楼房，为此曾引来过同学们渴慕的目光。我站在窗前，居高临下地望去，偶尔也会生出一种鹤立鸡群之感。

我那时是班里的宣传委员，职责之一是寒暑假为同学们送电影票到家，因为工作的缘故，当时班上每个同学家门儿朝哪儿开，我都记得很清楚。每次送电影票我都是从家里出来先走到西河沿儿，然后是香炉营头条，二条，然后椿树头条、二条，再绕到琉璃厂，……走上这么一圈儿，全班同学家就都走到了。

我同学们都住在这些胡同的大杂院里。同学的家长们和大杂院里的其他住户，都是些普通劳动者，工人居多，当时他们被称为领导阶级。时代给了他们一顶光荣的帽子，让他们深信自己是这个国家当然的主人。可是现实的情况是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为生存温饱长年累月的奔波操劳。人真神奇，可以在精神境界与现实生活中游刃有余地穿梭和转换，使自己产生幻觉体验，仿佛平庸和琐碎的生活为此而变得不那么平庸琐碎，并且充满着深刻的含义。站在这个队伍里人人感觉良好，有一种强大和统一的归属感，仿佛头上笼罩着光环……然而人们最终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甚至还吃不饱肚子，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扯远了，还是接着说我去大杂院的同学家送电影票吧。那时候说实在我挺喜欢这个差事的，送一趟电影票能用去我一整天的时间，我到每个同学家都玩上一会儿，去哪家赶上饭点儿一准儿有家长热情地留我吃饭，那种热情绝不是装出来的，即使我是小孩儿也能看得出来，老北京的待客之道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点儿都不含糊。我记得那时无论我在谁家吃饭，原本那家该吃窝头的，就改蒸馒头；该炒素菜的，菜里也有了肉，而且大人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菜。后来我妈知道了，就不让我再在同学家吃饭了。我那会儿也真不懂事，同学们家都很拮据，粮食又要定量，我怎么能吃人家的口粮呢？

我去大杂院去得多了，学会了许多北京胡同里说的话。比如管散步叫“遛弯儿”，管邻居叫“街丙儿”，走了叫“颠儿了”，穿制服的叫“穿官衣儿的”……这些话我平时不说，只有见了当年那些老同学才一块儿过一把说北京话的瘾。

我按大杂院的习惯称呼同学家长“大爷，大妈”，直到现在我和几个亲近的同学以及他们的家长还保持着联系。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里他们带给我的关爱。每次回北京见了面，我还是称呼他们“大爷”、“大妈”，他们也还像小时候那样“闺女”长、“闺女”短的叫我。这大半辈子的联系，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已然是我的长辈，我的亲人。

大杂院有大杂院的特定习俗。当年大杂院里的很多老街坊们是在一起居住了几十年的，院里孩子们也上同一所学校，这种朝夕相处、日久天长的感情，就应了“远亲不如近邻” 那句俗语。街坊邻居们彼此照应着，谁家办喜事儿，娶媳妇、聘闺女，街坊四邻都跟着忙活；谁家有难处了，有病人了，街坊们都主动搭把手；平时谁家做了好吃的，先想着给街坊送过去；到了年节，各家互相走动、拜年、说吉利话儿。总之，亲戚都做不到的，邻居们办到了。

在大杂院里，只有每家居住的房间才属于私人空间，出了家门儿，院子就是个公共大客厅，是邻里间平日里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的地方。每到夏天，人们总喜欢在饭后拎着马扎儿、小凳子坐到院子里乘凉。吃罢晚饭，院子里、门廊中总是热闹非凡。大家自然而然地按年龄、性别分组，一边摇着扇子一边闲话家常。女人们总喜欢叽叽喳喳地东家长、西家短。老爷们儿爱侃些国内外的大事，政治也好，体育也罢，就没咱北京老爷们儿插不上嘴的，个个都是业余时事评论家。听北京爷天南地北，没边儿没沿儿，嗓门儿高八度吹牛上天，您可千万别认真，人家练的那是嘴皮子功夫，要的就是那玄乎儿劲儿，吹的过程已然是一种享受，形式远比内容重要，吹完了自己也就忘了。

我不知道这种吹牛侃山会不会让他们消耗太多生命，然而人毕竟需要一种凭靠，需要抓住点什么，无论身体还是灵魂。

大杂院里的生活是粗糙的，全院共用一个水龙头，人们需要走出院门去上公共厕所，老少三代住在一起，这样的生活很难过得细致。在粗糙的、琐屑的日子里，在吹牛侃山中，大杂院的人们把生活的煎熬都默默地承受了下来。虽然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圈子，决定了一生都会在枯燥贫乏中度过，然而他们很少抱怨，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满怀希望地在平淡的日子里奔波着，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温饱吗？我说不清楚，但对于他们那种宿命般的认真、不屈和隐忍，我心中一直充满了敬意。

我相信那里的生命同样有着许多瑰丽的梦想和对生活的珍爱，可是生活的尘埃遮盖了他们的梦想，从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多年之后，当我回想起西河沿、西琉璃厂一带的时候，我回忆的背景是一片灰色，灰色的胡同，灰色的小路，灰色的大杂院。灰色是一种卑微的颜色，让我想到麻雀和老鼠，它们就像大杂院的人们一样，在苦难的条件下，在鄙视的目光里保持着自身的淳朴与生气，顽强地活着，生生不息。那些被我唤作“大爷、大妈、大哥、大姐”的人们，他们是人们眼中的平民，然而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却各自有着不同的浓重色彩，鲜活而生动。人有不同，但无高下，骨子里都一样，表现不同而已。

这些年来，北京大杂院已经被拆迁得剩不下多少了，人们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却又开始怀念起以往大杂院的温馨热闹。

我觉着人还是应该过一种体面的生活，生活的舒适方便是最基本的要求。那些隔着岁月的怀旧常常是变了形的，掺杂着时过境迁之后的想像，过滤掉了当初许多不堪的东西。大杂院生活格局的形成毕竟是当初不得已而为之，那种生活没有隐私，直白而粗糙，它的本身根本就不值得留恋。我们怀念的归根结底还是大杂院里的人和人的精神。说起来那个年代邻里关系的亲近（也有很多明争暗斗），其实也只能局限于那个特定的年代，以现代人的心浮气躁、自私无情，就算住回了大杂院，友好而亲密的关系也回不来。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大杂院这个称谓来自民间，是亲情的、生动的，饱含着百姓对它纠结的情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听到这个词语，眼前就会浮现出我遥远的童年、故乡和一种结结实实的亲情，这已然是我血液里的东西，永远都无法更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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