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文荟萃的江南，久闻有不少家民间书店，果然这次来苏州，匆匆一日就邂逅了两家。第一夜住在慢书房开设的旅舍，一家由独立书店经营，市区老屋改造的民居式酒店。房间精致温馨。小小的酒店前厅书架上是毛姆、乔伊斯和格里耶等作家的小说，八零后书店老板健谈而富有人文情怀，庭中有老树伫立，温暖的风习习吹来，闲话过午夜才睡。

　　通向旅舍的青石板小巷，让我回想起1985年，陪母亲去寻找儿时故居，就是从观前街走进这样的小巷。经过当时还没有拆除的老苏州监狱，又拐了几道弯，我母亲凭着半个多世纪前的模糊印象，竟然找到了老院子。当年的大宅门早已经变成几十户同居的大杂院，然而在第四进院子见到的一位退休中学教师，说起来竟然是母亲的亲戚。去年写母亲的回忆，才考证出母亲从上海搬到苏州居住，大约是在1927年。究竟住了多久不可确认，但是最晚1930年，母亲已经搬到北京读小学。

　　小时候母亲经常对我进行原则性教育，这种教育最终有多少效果相当可疑，至少母亲在往年有时会批评我缺乏原则，我自然不会去说这是她教育的结果。

　　有两项母亲教导的原则我时常会想起：第一条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第二条则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两条是她时常挂在嘴边的，然而我总觉得有自相矛盾之处。“事无不可对人言”这句话如今已经很少听到了，肯定着对他人的坦诚与不设防，和当今这个时代似乎不大合辙。“防人之心不可无”则是人情世故的基本原则之一，从来是代代相传，广为人知。

　　将近百年前出生的那一代人，往往笃信自己的某些原则，至死不渝。比起更加功利主义的后来人，不知是可敬还是可悲。但凡人相信什么，就多半不会去想，也不会查觉其中是否有不合逻辑处。

　　我也一直相信坦诚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虽然我越来越能够理解，每个人都有可能藏起自己的一些秘密。很多时候人们有意无意的沉默，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发现那些不曾说出的真相。

　　1978年的苏州是一个安静的城市，除了每天上下班时涌动一道自行车的河流，街上商店不多，行人稀少，隔十几分钟才来一辆的公共汽车上都是空空荡荡。夏天无论男女，大多是白衬衫、蓝裤子，那还是一个无性的年代。我17岁出门远行，戴一副近视墨镜，脖子上挎一条毛巾，穿一双拖鞋行走江南，不知是自己在梦中，抑或江南是少年的梦。好像是在七路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穿浅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女孩，美得不可方物，让我当时就看呆了，坐过了好几站而浑然不觉。那是一个后来反复在记忆里出现的下午，可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她究竟长什么模样。记得很清楚的是那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温度与风的感觉，和即使在翠绿的夏天也有些萧瑟破旧的街道。关于美、关于少年的记忆本身是美好的，模糊一些也许会更加走向内心深处。

　　17岁的我在一个夜晚乘船从运河离开苏州。那时还没有几个人旅游，开往杭州的夜船上，横七竖八睡满了皮肤黝黑的乘客。我在鼾声和汗味里看着灯光稀少的河岸，皎洁的月光穿过岸边深深的树影照在水面上。我写下了少年时代最满意的一句：“一弯水月落谁家”？

　　坐落在斜塘老街的坐忘书屋，集仿古与小资于一体，华灯初上时坐在河边喝一杯咖啡，看貌似岁月悠久的老屋，真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忘了的观光客，不必再想庄子《大宗师》，就这样直接走向属于个人的感觉与境界。

　　晚上友人在书屋谈诗，听者寥寥，却是一次暖心的聚会：愿意听这样安谧的对话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诗意本来就在远方，坐化原是古人的念想。梅雨季节的早晨，在老街上散步，天刚亮不久，寂无一人。在龚巷桥边一个小亭子歇脚，柱子上刻着“尽揽园中景，静观世外天”。我们一生经历多少风景，又见过多少天地呢？

　　行尽天涯谁坐忘？

　　巷桥碧树雨清晨。

　　静观世外天无语，

　　独步园中第几人？

　　二

　　在1985年，母亲并没有告诉我，她小时候为什么到苏州，这所大宅又和她的先人有怎样的关系。她只是告诉我，她的外伯祖父齐耀琳曾经在清末民初任江苏布政史，驻节苏州，后来升任省长。我当时的理解是，她小时候是住到齐耀琳在苏州的宅子来了。然而不久前我才确知，她和姐姐是在生母去世后去往嫁到苏州周家的姑母家暂住。

　　老一代人凋落后，周家的家世境况如今没有人说得清楚。以外祖父娶了历任省长、内阁总长齐耀珊的长女推断，周家应也是显盛吧。

　　我和母亲当年邂逅的亲戚，应该就是周家的人。母亲和她攀谈时，彼此曾经问得很细致，我是对中国的复杂亲缘关系不甚了了的人，当时就没有完全听明白。无论如何，那位和母亲年龄相仿的退休老师风度教养俱佳，她唤出儿子来见并留下姓名地址，随手写出的一笔字，让我的三脚猫钢笔字无地自容。

　　几个月前，外甥女寄给我外祖父写的简单自传，应该是1949年后不久，向组织上递交的交心材料一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祖父的墨宝，工整的小楷，用半生不熟的革命语言自我批判，读来有一种令人心酸的啼笑皆非。在诚惶诚恐的态度背后，外祖父其实是个世情练达的人，在避重就轻方面显然下了些功夫。他没有提起他的祖父曾经是巡抚，先人在吉林有大量的资产，而强调自己一直是工薪阶层，东北的田租由于战争早就收不到了。

　　从他的简历上看，其实出道很早：他清末入北京贵胄法政学校，到了民国，这家贵族学校停办，他后来转入中国大学法律科（他自己写的是“北京私立中华大学法律别科”，然当时位于北京的私立大学是中国大学，中华大学则是后来成立于武汉）。外祖父在1915年毕业于法律系，不久就到江苏省署任职，冯国璋当总统以后回京在总统府任职，冯下野后回到江苏，在地方上当税务所长。这样，他在江苏上海当了十多年小官，直到北伐时丢了官，妻子也在这时去世，之后的五年里，他一直在上海北京当寓公没有工作。由此可见，他早年基本上走的是贵胄公子的道路，随着清廷和北洋的覆灭，此路不通，家道中落，才走上了执业律师之路。不过估计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律师，以至于抗战结束后要去地方上担任法院书记官。这种每下愈况的结果，1949年后划分成分时他居然没有成为剥削阶级的一员，而因为律师这个行当被划入自由职业者。

　　这件事大概是外祖父晚年最大的幸运。在时代的天翻地覆里，能够平平安安的活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时还不到60岁，但从文字里可以看出态度已经十分谦卑低调。此后30年，他没有做任何事，只是从北京的胡同回到南京的青石板小巷，随着季节变换活到米寿，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祖父，据说我多少继承了他的相貌，虽然一点没有他的英俊高挑。他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遥远的符号，少年时每个月发工资后，我就会去邮局替母亲寄十块钱给他。“浮桥一枝园”是个很美的地名，这个地址我写得越来越熟练，写的时候会想象那里究竟是什么样子。若干年后当我抵达那里时，就已经物换星移，面目全非，当年巷陌，不知何处，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公寓楼。

　　三

　　周末的姑苏老城，小桥流水，算来一别也近20年了。如今是旅游胜地，熙熙攘攘。翰尔园茶楼，闹中取静，原先应该也是一处园林式民宅。在这里蒙苏州著名青年评弹名家伉俪盛情，上午专为我们演唱，唱功极好，音色优美，是十分难得的体验。“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唱得回肠断气，中国的传统里爱情故事其实相当稀少，沈园里的春波、惊鸿一瞥的回忆，在梅雨时节，静无一人的茶楼，忽然漂浮在空气里，充满江南气息的伤感，遥远又熟悉。好像苏州的园林，曲折而精致，美丽而看不到背后是怎样的景象。

　　往往在听到别人的故事时，我会感激父母对我的自由放任。当然这更多并不是因为他们推崇这样的教育理念，而是由于孩子太多、政治运动更多，无暇顾及。在野放中长大，自然没有凡事预先向父母报告的习惯。不过我一般事后会告诉他们，也算是秉承无事不言的原则吧。虽然没有倾诉的愿望，我也并不是想要藏起自己的人；虽然为数极少，但还是有几个人了解我的经历。不久前再次和见证了我的半生的朋友吃饭，说起尘封的往事，他照例微微一笑，并非认同，有些无奈，更多的是理解。

　　然而在母亲去世后，当我想追遡她的生平和家族史时，却发现大片大片的空白、岁月风化后的斑驳。有意无意之间，很多话不曾说出；大风大浪过后，许多事久已沉埋。上个世纪30年代，母亲在北京读教会学校。从北伐结束到卢沟桥事变，是民国时期经济高速成长的黄金十年，母亲从贝满中学到慕贞女中，然后被保送到燕京大学。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关闭燕京大学。此后直到她1946年参加革命，母亲曾否工作，怎样生活，我一无所知，她也从未提起。

　　母亲晚年其实喜欢在国际长途电话上和我絮叨往事，尤其是少年与燕京岁月，这也是我早早就改用网路电话的主因。我和母亲之间，从少年时就形成了直来直去、无所不谈的沟通方式。但是有些年代、有些事情她绝口不提，我怎么问都没有用。她走了以后，我越来越感到，上一代的历史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么湮没的。现在能够确认的是，1946年父亲在任中共军调部北平办事处中校秘书时，还负责发展青年学生参加革命的任务。内战还没有开始，出城还没有管制，一拨一拨的学生乘着马车向西，在嘀嗒嘀嗒的马蹄声中心怀梦想，去了解放区。

　　我1985年去苏州是陪同父亲讲学，先后在苏州大学和复旦大学旁听了他的讲演。虽然是父子，但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演，也是最后一次。他在公共场合的口才确实出色，不打腹稿就滔滔不绝两个小时，很自信也有气势，引来热烈的掌声。不过每次他讲完我都会不以为然，他深信不疑或者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在我看来相当可疑。毕竟我在24岁上不太理解上一代人的局限，更看不到自己认识的局限。

　　我问过母亲，你为什么去解放区，为什么嫁给父亲，你们是否曾经相爱？不记得母亲是怎样回答的，或许她没有回答。我也不曾看到她的同路人回答这样的问题，然而我更希望知道在一个大时代，个人的尤其是女性的选择是怎样做出的。

　　母亲抵达解放区后不久即结婚，第二年生下一个儿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于战乱之中。上大学时她就曾经因为肺结核休学一年，身体素来羸弱。部分因此，部分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孩子生的多，母亲虽然性格刚强，才貌出众，却早早走上了相夫教子的传统道路。在1950年代末，她干脆辞去公职，把户口本上的职业从“革命干部”改为“家庭妇女”。在社会身分十分重要的环境里，母亲的这一选择20多年后还不被人理解，时常听到惋惜的声音。的确，没有收入、没有经济独立会使人缺少安全感，到了晚年也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不过母亲自己反倒是越来越释然：以她的性格，如果有单位的羁绊，历次运动里不死也会脱层皮，更何况她换来了更多自己的时间，有可能保持内心的批判精神。

　　我写这篇文章时，正好是母亲逝世六周年忌日。她在90岁时油干灯尽，无疾而终，连医院都没有去，躺在自己的床上走向了彼岸。

　　1998年夏天，我在一个午夜入住竹辉饭店，这是当时苏州人气最高的酒店。某场有齐达内出场的世界杯足球赛正在举行，酒吧里一阵又一阵的嘶吼。我看了一会儿球，忽然感到厌倦，就去了歌厅，歌厅里只有一个服务员，我要了一杯饮料，点了一曲《梦里水乡》：

　　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

　　谁也载不走那扇古老的窗

　　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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